元朝管理思想总结(集锦18篇)

众所周知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是一座里程碑，使得管理成为科学的一次质的飞跃， 它的创立者是泰勒， 一位西方古典管理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 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提高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社会公众对消除浪费和调高效率的关心。

探索其发展规律。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要想在管理上有所创新就必须在借鉴国外管理手段的同时加大对自身管理手段的研究， 并且将之不断的运用到实践当中， 否则永远只是纸上谈兵。到目前为止我国都还未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这作为一个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 元朝管理思想总结 ✦

实施精细化管理，就是从小事入手，对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做到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管、事事有检查、时时有计划、事事有总结，杜绝管理上的漏洞，消除管理上的盲点，提高管理效能。各部门要着力培养人才，通过培训提高职工思想意识，规范职工标准化操作，更多的通过培训把标准化操作贯穿到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之中，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培养合格的人才，通过人才的职业化实现管理流程的职业化、精细化、标准化，从自身而言,要通过学习意识到本职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合理定位,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把企业比作"一部列车"一样的系统,把领导层比作"机头",把基层人员比作"身体",如果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能合理"定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责,完成好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发挥好自己的"专长",就能使企业这部列车平稳而快速地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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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言传:孛儿贴被蔑儿乞惕部族掳走，等救回时已有身孕，怀疑是蔑儿乞惕部人的孩子，而"术赤"二字是"客人"的意思。

⑵但《蒙古秘史》正史记载:孛儿贴在被捉之前已经怀有身孕，她被蔑儿乞惕部人掳走的时间不超过九个月，因此术赤是成吉思汗的儿子。

⑶若非亲子，除了证明成吉思汗之心胸宽阔，别无他!--

①虽然外界甚至兄弟也对术赤身份持怀疑，但当初成吉思汗甚至有让他继承汗位的想法，却因察合台的多次阻挠术赤只能忍让窝阔台继承汗位。

②至于把最远的地方分给术赤，原因那里是当时术赤在成吉思汗的允许下打下的江山，自己打下的江山就归自己。

③享受到的丝毫不亚于同母三兄弟，更不用说和其他兄弟姐妹比较，地位高于成吉思汗任何一个汗别妻所生子嗣!

④而至于后来成吉思汗想攻打术赤是因为路途遥远信息不便，又加上术赤生病为能及时回应父汗，还有当时的外界言论对父子俩的影响导致的相互误解和恶人诬告术赤"装病能打猎，故意违抗父命"导致的。术赤死后成吉思汗也为此深深内疚忏悔!

⑤而术赤半点也没有辱没"孛儿只斤"这个姓氏!反而因为他们父子更能体现出成吉司汗是如何用他那宽广的心给'歧视那种环境下的妇女和子嗣的人'狠狠的一个'驳斥和耳光'!

⑥无论是否亲子，除去外界眼观对父子俩影响的那点杂质外，剩下的便是父子俩为蒙古汗国奉献的至高默契，没有宽广伟大的父爱滋润，是成就不出钦察汗国战功赫赫的术赤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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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事实上，无论从《周易》文本的性质、从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还是从哲学文化的意蕴上来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学特征。

作为大道之源、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谓驳杂而宏阔!《系辞》中所谓“《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许对《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说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间，那么它势必要涵盖人间一切的学问。更何况，《周易》乃是由独特的符号体系所构成——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是个X——符号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周易》解读、诠释的丰富性、多义性。

因此之故，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如不少学者从筮法、史学、伦理学、哲学、思维学乃至军事学等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今笔者不避粗浅，试图从管理学的维度①对《周易》所蕴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维度，并期望给当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启示。

在阐发《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假若《周易》本与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谓“周易的管理学解读”不过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无疑，独断论的解读不但缺乏说服力，反而有附会的嫌疑。因此，探讨《周易》的“管理学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笔者拙见，可从三个层面对其“管理学性质”进行考量。

客观地讲，《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无论从其符号的构成方式还是从卦爻辞的记载来看，这一点都不容质疑。我们知道，《周易》的主体部分(即经文部分)由象和辞构成，“象”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辞”(卦爻辞)则是对卦象所下的断语。“所谓断语就是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1]65无疑，这种通过“象”推断事物“吉、凶、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周易·系辞》中还专门介绍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经典的各种记载和论述亦表明《周易》本质乃为卜筮之书，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左传》、《国语》有关以周易卜筮的记载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辩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作为卜筮之术的《周易》，人们惯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之，似乎古人将自身未知的命运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无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实则相反，透过这种神秘之术的表象，我们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现状、不甘命运摆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方式，恰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之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显然，此与西方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有“类同”之处。从这个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趋利避害，通过人对未来的目标管理——对有利的目标(预测)设法达成，对悔、凶的目标设法避免——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通过预测、制定规划以求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无疑表明《周易》具有显著的管理学特征。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更是将《周易》卜筮视为参与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汉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传》中曾有专门论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决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推广自己的决策。关于这种论述，余敦康、林忠军两位先生皆有宏论，此不赘述。

即便我们从“天人之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学韵味。《周易》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有三：观物取象、相似理论、感应原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月第29卷第1期郭继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观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试图按照某种模式在人、天之间建立“描摹式”的图式关系。《周易·系辞》对此“观物取象”至少有三处论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观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6——此言观物取象的原则;“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观物取象的缘起。

“相似原则”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之上。所谓相似原则，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阴阳属性为主要依据，按照其属性将万物归结到八类不同的卦象(符号)中去，即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关于八卦的属性，《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2]433于是，通过“相似原则”，万物被“抽象”为八卦所融摄的符号体系之内。

感应原则，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则。对筮者而言，乃是其经过多次运用符号之间的演算关系而获得的一种神奇“感应”力量。不过就《系辞》所传达的.信息来看，它更多地表达出“天人一体”的全息性原则，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学中的科学学派主张，在管理时为了减少各种人为的因素，应该依靠一套决策程序，建立数学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学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学”的运行机制，当知，《周易》同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演算、决策的机制。“观物取象”可谓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和抽象;“相似原则”则是对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建立模型;“感应原则”则是科学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古人相信，通过这种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进行“目标管理”。

如果说在春秋以前，《周易》纯粹作为卜筮之书存在，那么经孔子进行传授、整理以后，《周易》已发生了人文学的转向，其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及至两汉，《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且《周易》位居“五经”之首，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治国安邦，当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蕴涵丰富而深奥的哲学而为历代决策者所深爱。且不言自古至今专门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学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盐铁论》、《说苑》等中国一流经典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并藉此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时至今日，邻邦日本亦将《周易》视为高等管理人员的必读科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伴随着两汉对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周易》亦成为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对此，林忠军先生曾总结道：“《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为《周易》具有管理学身份的一大明证。

我们说《周易》具有“管理学的品质”，实则在于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过，在探讨《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定义相当宽泛，可谓见仁见智，即便具有丰富管理思想的现代西方学者亦无定论：强调决策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工作任务者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强调管理者领导艺术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关于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关于管理的“主干脉络”却大致类同——管理，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措施(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更倾向于“目标管理”，当然这个目标包含个体主观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过“占卜”(即通过天人关系的感通)得来的“结果”，也许称之为“目的管理”更为恰切。这种“预测未来目标”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现代管理学中的计划、决策行为。更可贵的是，《周易》绝非要人们局限于既定的“目标”(凶、悔、吝等不好的命运)，而是希望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趋利避害，让事态向着主体所希冀的目标发展。

这里的“措施和行动”，指的就是《周易》中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还包括管理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本文试图从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系辞》所言，“何以聚人曰财”，即表明《周易》对人的重视。《周易》认为，善于识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看错人、用错人，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系辞》中对识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诎。”[2]424今天看来，似乎是经验之谈，但却体现了古人识人的策略，更体现了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而“交人”则是用人的根据。因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备，然而若用其人，必须先进行礼贤下士的“结交”，譬如刘备三顾茅庐，韩信月下追萧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为“交心”之范例。若无任何沟通，他人将难以为己所用。对此，《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诚待人、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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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当用其长，更要“当位”。“当位”乃《周易》中的术语，指阴阳爻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阴爻处阴位(二、四、六)，阳爻处阳位(一、三、五)，即为当位。同样，利用人才，应“人尽其才”，方式当位，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2]404决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多的企业在用人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须上下同心，形成团队精神，方可达成既定的目标。《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视团队精神，其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意即与人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公。唯有上下齐心，志同道合，事业方可大成，预期目标方可实现。故尔，《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既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励人，可看做现代管理的激励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对于“利”，孔颖达言：“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属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这既理所当然地指向对被管理者利益的关怀，以使人安，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制度。《周易·系辞》所谓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无疑乃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二)《周易》蕴含着精辟的“关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对(财)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尽其用”的“当位”理念、节约原则和“知几”的细节管理思想等。

1.“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同“人尽其才”相对应，主要讨论“当位”原则。物的当位原则，是指物的价值与其所处的“位置”(地位)有关。茅草本为极其普通之物，然而在举行祭祀大礼时，茅草的价值就非同寻常。《大过》卦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即言，祭祀时用白茅衬垫祭品，必然没有过失。孔子对此进行引申：“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365孔子认为，假设没有茅草，只要怀着慎重恭敬之心对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这里，孔子对“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实则凸显了“当位”的思想，物本无所谓有用、无用之分，只要当时、当位，则即使轻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弃物，而在于如何用。无疑，这种对物的态度在管理学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同“当位”原则相联系，则是对(财)物的节俭理念——既然物无弃物，那么对于物应该采取节俭原则。更何况，在古人看来，“节俭”乃是天道的体现。《节》卦彖辞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很明显，《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国家的大原则，在于节俭。《节》卦爻辞六三亦曰：“不节俭，则嗟若，无咎。”其意为，不节俭则贫困，处贫困则知悔过，若节俭则可以无灾难：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作用。“节俭”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无不倡导节俭理念，中国知名大企业如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无不倡导勤劳节俭的企业文化理念。

当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视细节管理。确实，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周易》尤其重视细节的作用，《系辞》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405细节在《周易》中又称之为“几”。“几”指苗头、征兆。《周易》强调“知几”、“研几”的细节功夫。知几，就是善于从细微、细节处看出事物发展的端倪，从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研几”则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细节、精微处，以此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知几、研几的功夫相当艰深，只有不断深入事物(过程)的细微处，不断地观察、分析、反思，方可领会事物发展的微妙处。然而，一旦拥有了“知几”的火眼金睛，管理事业则可运行于掌，恰如《系辞》所云：“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为过程管理、模型管理。当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标管理的格局之下。

正如上文所言，从卜筮的性质来看，《周易》所彰显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贴近“目标管理”，然而，就围绕着既定目标之达成而言，《周易》又蕴含着过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过程管理，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对象是人。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状态将随着事物的波动而产生或悲观、浮躁、厌倦的情绪，或盲目乐观、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现代管理学将这种对人情绪的调控，称之为管理心理学。《周易》尤其重视对人的心理管理和调控，通过强调事物的变动不居，告诫人们须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须“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然而其上六预示这种良好的状态不能长久：“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同时，《周易》还激励人们在危难之际不要丢掉理想、信念与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为不祥之卦，然而其结局却如《否》卦上九爻辞所谓的“倾否，先否，后喜”。《泰》《否》两卦昭示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抱有坚定的信念与中和的心态，不因物喜、不因物悲，应像《随》卦那样，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践行随和、随时和追随正道的原则，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韧性与随和的心态，又能适时而变，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对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甚至处于不可预料的态势下，在此情势下，人们应当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导思想是：因时而变，趣时而革。《蛊》、《革》两卦明晰，《蛊》卦认为，面对事件中的疲敝现象，必须坚定信心，积极治理，把由乱到治到乱的必然性和治蛊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新局面的出现;《革》卦则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要及时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大胆变革，以促进事物向希冀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监管和控制，乾坤乃创业之始，而创业过程则由艰难之《屯》卦出发，逐渐强盛，然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依无平不陂、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螺旋线方式演进。六十四卦最终以《未济》终结，极具深意：它预示圣人追求的“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谓”的事业乃是无穷尽的“大业”，与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强不息遥相呼应。悉心体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其大义，难道不可将之视为“过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正如西方现代管理善用、引进数学模型一样，《周易》其实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观物取象与抽象符号的基础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则(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运行机制)。《系辞》对这种模型管理模式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对于“卦”与“(典章)器物”的关系，不少学者对《系辞》的说法提出质疑，如郭沫若、任继愈等先生认为卦由物象而来，而非先有了《涣》卦才有舟楫的发明。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器物与卦的关系，不仅要从来源上考量，更要将其纳入事物演进的动态链条中。就起源而言，当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当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维)以后，“卦”则可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器物来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辞》所言的“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说法，就在于《系辞》作者强调了理性思维的指导意义。这种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号(模型)进而分类乃至创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产生)的管理模式，即为中国最早的模型管理。不过，周易中的模型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则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以上论证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着笔者将《周易》视为管理学之圭臬，而是希冀决策者、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客观地讲，《周易》的管理思想没有现代管理学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学性，也很难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易》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没有任何启迪意义。恰恰相反，在人们普遍将管理拘泥于企业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当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价值更富有启迪意义。

其一，《周易》所独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视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周易》乃天人之学，它研究的问题囊括整个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问题，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言其视野宏阔;同时《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谐境界，它超越了当代管理者多以财富为终极的狭隘目标，而是以天、地、人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高妙境界。因此，无论从《周易》管理思想的视野还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来看，皆对当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显的开放、和谐的“变易”思维模式，尤其对“过程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汉人把《周易》的内容归为“三易”，即变易、不易和简易。然而其要旨则是“变易”。《周易》的变易思想启迪人们，在“过程管理”中，不能拘泥、执定于常态、纲要、公式或教条，要时时注意到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其关系(天、地、人所处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管理过程中积极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不拘一格、应时而变的开放思维模式，在当今管理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过程管理”中的“权变”理论，所彰显的无非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变易”思想始终在维系“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和谐思维。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立场，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这种开放、和谐的思维模式规避了“西方过程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求变的片面思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对义利的态度值得当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谓“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对“利”的重视。然而，《周易》更倾向于从开阔的视野上阐释“利”的概念，且将义、利紧密结合起来。《乾卦·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摄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理念，更强调了义对利的引导作用。《系辞·下》中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说：“禁民为非曰义。”“义”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谓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谓之利。必两利俱利，然后为利。”把一己之利当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小人”的行为，此行为必将导致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并反过来毁掉其利益。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须用“义”来规范主体的决策管理活动，无疑，《周易》建立的义利观尤其值得当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强调了决策者的人文关怀。正如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所倡导的“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5]管理理念一样，《周易》始终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讲究“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但更强调进德修业，重视人的塑造。《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谦谦君子。《系辞》中三陈九德，即为明证，此体现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同时，《周易》还认为进德修业乃须依靠决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导作用来完成，例如《乾》卦强调最高管理者须有开拓进取的刚健精神并以此激励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须具有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须具备诚信品格;《谦》卦要求管理者应具备中谦、退让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与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杂念;《观》卦则要求管理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等等，这些皆雄辩地表明，《周易》视野下的决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周易》视野下的“圣人”(决策者)并非单纯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与之德性共进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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